有什么比生存权更大的人权？有什么权利可以阻止一个弱者群体求生的本能？那么我们的公共权力部门为什么就不能想想办法，为民生寻求一个出口？为民生留一线生机，天会塌下来?
城管野蛮执法愈演愈烈，也遭受越来越多人的痛恨,暴力抗法程度越来越激烈，场面越来越触目惊心。
无照小贩们大部分是外来人员,下岗职工, 失地的农民,他们中的许多人难以在原住地觅到新的职业，他们要想生存，要想延续生活，只能到城市里来，只能到大城市里来讨生活,做点小生意，是他们乃至全家惟一的“饭碗”,他们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得不到社会保障机制的救济，做点小生意、小经营，便是他们赖以生存的“饭碗”。城管要取缔、没收、罚款，小贩就没了“饭碗”，在极端时候他们就可能“拼了命保饭碗”。人们同情小贩就在于，我们的社会不能剥夺他们维持基本生存的“饭碗”!“饭碗”就是小贩生存的权利!!!
为了城市的美化就能剥夺他们维持基本生存的“饭碗”, 为了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就能剥夺他们的生存权, 那么我们的公共权力部门有什么资格谈生存权就是最大的人权?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谐社会,代表人民……不胜唏嘘
中低档公民
2008-1-11

记：你们这些做法都是自己想出来的吗？ 
　　张：大多数是依照“白皮书”做的，这本手抄本在网络高层中流传。它是抄写了《羊皮卷》和《方与圆》里的故事，一般拥有25人以上级别的人才拥有白皮书，我得到了这本书后，在人员和管理上就提高了几个层次。它对29个管理方面的问题，作了200种解释。 
　　记：依你说来，它就像武功秘笈，得到它就是功力倍增。 
　　张：没错，这是多少代(传销)网络人的智慧结晶，用得好的人还能号令江湖。 
　　清理门户 
　　我先上台说，网络出现了问题，形势严峻。然后，我的心腹上去发言，说这个人怎么妖言惑众 
　　记：我想仅仅靠白皮书是不够的吧？对不听话的下线你也会“赶人”吗？ 
　　张(沉默片刻)：是的，采用一定强制的手段，体系的发展需要思想健康的人。我印象很深的一次是，我们刚到台山发展时，有一个大C级告诉体系里的人，说我们这个盛怡公司是假的，是自己独立出来的。那个大C想带走我们的人。 
　　记：你怎样应付？ 
　　张：我就开始串网(会见体系下的各级传销人员)，想搞一个网络人的(级别)调整，我们叫网调。如果网调过程中，其中叫到一个不该你这个级别参加的，要么是好事，要么是坏事。如果好事，你就升了，如果坏事，那就是你要被清理了。 
　　记：那你是怎样网调的呢？ 
　　张：我先上台说，网络出现了问题，形势严峻。早在会议前我已经安排心腹准备好对清理对象的指责。然后，我的心腹上去发言，说这个人怎么妖言惑众。于是很多人被带动起来指责清理对象，大家开始群情激愤，这样上层就达成了一种共识。我就再问清理对象的下线，你们觉得这样的人值不值得赶走，他们即使心里喜欢上线，嘴上也只能说“赶走”。这时，清理对象就坐在下面，他们也就知道大势已去。 
　　记：你们的操作手段倒像文革开批判大会。 
　　张(笑)：确实很像。 
　　记：那几个清理对象就这样自动走了吗？ 
　　张：被赶走的人已经准备好刀了，因为我们赶走他们，他们就一无所有了。他们在房间不出来，我们把他们骗下去，说给你们一笔钱，不要闹事了。 
　　他们答应了，在去取钱的路上，我们跑到联防队，说他们4个人有刀。联防队员夺下了他们的刀，以为我们要打架，就把我们都送到了收容站。我们一般身上带300块，进入收容所可以自保。给了钱又都出来了。 
　　记：你这招是“借刀杀人”啊。 
　　张：从收容所出来后，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家伙。除了没有用枪外，你想得到的家伙都有。就是制住了他们，我们租了车把他们强送上车，扔到广州。 
　　记：他们知道你们体系的很多秘密，他们没有报警吗？ 
　　张：他们到了广州以后，确实报了警。但我们有应对措施，我们给C级级别的人开了一个会，严格控制大家的传呼和通话情况。 
　　记：你是怎么知道他们的情况的呢？ 
　　张：主要是通过心腹。传销的上层很隐蔽，这一方面保护了自己，同时也容易失去对下面的控制。所以我在下面安插了6个亲信。传销的高层控制一般是任人唯亲的，尤其是心腹，一般都是至亲和好友。 
　　像我的表弟做了我的心腹，他一直做C级，不让他升上来了，这样他们和下面的人接触的机会就比较多，尽可能多地将情况反映给我。我给他的待遇是要什么有什么。 
　　记：心腹的作用大吗？ 
　　张：有一次一个叫“东”的大C叫了几个人单独吃饭，然后又单独开了会议，但却没有叫我的心腹参加，我就发现有这个苗头了，他想拉人走。我在他们实施前先揭穿这个计划，东下面没有人敢走。 
　　记：这时你也用暴力去赶人？ 
　　张：我害怕他去公安报警，所以给了他几千块钱让他走。没想到我这么心一软就出了事。第二天早上，起得早的C级，发现一些纸条，写着公司的内幕，谁是头，谁是我的心腹，产品多少钱。那个C级马上告诉了我的心腹表弟，表弟告诉了我。东这样连续贴了几天，我们想到必须进行一次思想整顿了。 
　　第3天下午，我们就进行了网络调整，100人一组，搞了3次。说这是严重破坏公司规定的人-———“东”干的，他乱造谣言，被清理了，请大家不要相信。几天后我在另外城市找了一个A级别，然后安排了一些人鼓吹，气氛搞得很狂热，下面的怀疑都消除了，还振奋了信心和士气。 
　　记：这算个危机公关。 
　　张：东走后，体系就比较平稳了，高层觉得杀鸡儆猴，底层觉得体系已经很健康了，更加稳定了。半年后，体系动态地发展到600人。 
　　处在管辖交界地的好处还有甲地开始了打击，我就可跑到乙地，甲地的工商和公安因为管辖的问题变得很难打击。 
 　网络解体 
　　耶稣出事就倒霉在第十三个人身上；一些心腹自己又有了心腹，他们已经可以不受我的控制了 
　　记：你说体系曾经发展到600多人，那后来是怎么样解体的呢？ 
　　张：2002年底我们在台山遭到了一次很大的打击，许多高层都被抓了。 
　　在这个关键性的时候，凡提了他的钱悄悄走了。我一个人撑不下去了。 
　　记：还有其它的原因吗？ 
　　张：2002年4、5月份，人数就下降得比较快了，老的走了80多个，新人加入就不猛了，始终没有太大进展。有的地区比如宿迁、商丘等地的资源也没有了。那时候，我自我感觉很好，认为少一些或者多一些也无所谓，没有意识到更大的爆发(打击)。 
　　我的心腹也开始控制不住局面了。一些心腹已经级别上升了，不可能老在低层里串网了。一些心腹自己又有了心腹，他们已经可以不受我的控制了。 
　　我最多只能直接控制12个人。 
　　记：为什么这样说？ 
　　张：耶稣出事就倒霉在第十三个人身上，所以我一般最多只能控制12个人。 
　　记：退出前你没有犹豫过？ 
　　张：我退出前，3个B级别就约我过去，我戒备心就很重了，动用了10多人保护。但是上去后，发现他们并没有害我的心。我说下去办事，结果就走了。最后这3个B级保留下来200人。当时要是我不这样做，而说支持的话，可能我们这个组织就继续下去了。 
　　记：你后悔了吗？ 
　　张：开始几天我睡不着觉，我明白了那句老话“当过了大官的人，一旦失势就活不长”。我有很大的失落感，反差感。以前我管理那么多人，可以呼风唤雨。我把传销当作事业的成就感崩溃掉了。 
　　想要倾诉 
　　除了你们，我找不到更好的倾诉对象。我去年花了1500块找了一个深圳的心理咨询师哭了一场 
　　记：其它传销组织头目和你的经历类似吗？ 
　　张：都应该差不多，没有一个人是自愿离开的，都是迫不得已。你想想看，我在那时每天至少赚一千元，传统行业里一个月的工资还没有我一天的多。所以那时过日子都是按天计算的，今天赚了多少，明天赚了多少…… 
　　记：你是不是现在还怀念你那时的风光？ 
　　张：我虽然没有做了。但这种很深沉的失落感不可能根本上消失。我在去年向广州各大报社发信给他们提供各个传销窝点，就是因为我妒忌他们，妒忌那些幕后操纵者按天计算赚钱的风光日子。 
　　记：你现在愿意给我讲这些传销的秘密，也是因为忌妒他们吗？ 
　　张：现在主要不是这个原因，是因为我有心理需要，我想找人倾诉。因为除了你们，我找不到更好的倾诉对象。我去年花了1500块找了一个深圳的心理咨询师哭了一场。那时候什么东西都是为了自己干，要强迫自己把《羊皮卷》之类的必读书背得滚瓜烂熟。强迫自己每天去接触新朋友。做到传销高层的，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强迫症。 
　　记：还有其它原因吗？ 
　　张：我还想告诉正在传销的朋友。传销并不是一个绝对坏的行业，你出来后照样能过得很好，你会比任何人都强。在网络里学到的时间观念，上进心，演讲能力，与人打交道的能力，这些在外面也是很有用的。 
　　记：你的意思要那些身陷传销的人消除对传销组织的心理依赖？ 
　　张：没错。当时我做到小C级时，就想到过要离开体系，因为我那时已经知道这是一个骗局。但又想，如果我离开了能去哪里。我相信不少做到D级和小C级都会有一种徘徊和动摇的心态。这个时候让他们知道当他们离开这个组织后，还是可以做好其他事情的话，他们大多数人就会离开。 
　　其实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离开传销组织两年后，我通过自己的奋斗，赚钱又可以按天计算了，我过得很好，你们出来后一样可以过得很好。 
　　依据张志的陈述，他所在的传销组织情况是：2000年，香港盛怡企业国际有限公司在增城发展；2001年2月张所在的传销组织转移后，更名为深圳市肇鑫源经贸发展有限公司；2002年初，张志自立山头，他带着自己体系的人转移数地发展，2002年2月-5月，发展到最高峰时达600人，2002年底，在某市工商局和公安的联合调查下，体系解散。 
　　记者核实：记者就该组织的情况分别向增城等几个地市的打传办进行查核，但这几个地方均为广东打击传销的重地，因为人事变动频繁，故没有关于2001年和2002年的这四地对肇鑫源传销及盛怡传销的具体记录。某市工商局证实在20 02年底曾有过对当地传销的打击，但没有具体记录打击的传销组织名称。 
　　肇鑫源公司在其宣传手册中自称公司地址在深南大道北方大厦10楼，并有注册号4403012034358及名称“深圳市肇鑫源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记者核实：深南大道北方大厦的物业管理公司称，几年来从未有过一家叫肇鑫源的公司承租过该楼的办公室。拨打宣传手册上的固定电话，接电话的男子称他们不是肇鑫源公司，而从两三年前到现在，他已经接到过数千个核查肇鑫源公司的电话，“这个骗子太可恶了，拿我们的电话来诈骗。”接电话的男子很气愤，他表示实在没法忍受这种电话了，想换电话号码。 
　　记者还根据肇鑫源公司印在宣传手册上的工商注册号和公司名称向深圳市工商局进行核查，结果发现该注册号根本还没有被使用过，所谓“深圳市肇鑫源经贸发展有限公司”更是子虚乌有。 
　　媒体报道 
　　关于盛怡公司 
　　羊城晚报2000年2月24日报道： “香港盛怡企业国际有限公司”在从化、英德等地进行传销，销售“鲨神”、“甲壳素”、“螺旋藻”等，还传销产品西服。 
　　钱江晚报报道：2001年11月15日下午，浙江省宁波北仑工商分局查获了一起涉及42名当事人的传销案子，公司名即为“香港盛怡国际企业有限公司”。 
　　广东省打击传销和变相传销办公室提供的2003年资料显示：香港盛怡国际有限公司在普宁发展了1.5万人，贩卖“自选组合套装”的日用品，大多是西服、化妆品、螺旋藻之类的东西。被告人周文均、周锡宗共骗取355人的加入费共计人民币114.88万元，被以诈骗罪分别判处11年到12年的有期徒刑。此案被省工商局列为去年打击传销十大案件之一。 
　　关于肇鑫源公司 
　　据三水地方网报道：2003年6月，在三水行骗的深圳肇鑫源经贸发展有限公司传销网络的七名头目被判刑。2002年11月26日，在三水区打击传销和变相传销统一行动中，在西南教育西路某出租屋内抓获涉嫌非法传销分子张某、程某，两人共发展下线成员56人，涉案金额均超过20万元。 
　　《恩平报》报道：2002年6月，恩平公开逮捕了深圳肇鑫源经贸发展有限公司传销骨干刘朋、韩肖，刘、韩2人收取了37人的入会费共142820元，刘、韩2人分别担任该非法传销组织的大C级业务员。 
　　《南方日报》2002年4月2日报道：2002年3月28日，阳西县抓获深圳市肇鑫源经贸发展有限公司的传销人员……主要以推销“锦隆”西服和“登美路”化妆品为名，发展下线加盟。 
　　《南方日报》2004年5月3日报道：5月2日11时30分左右，阳江市江城区观光工商所6名工作人员和3名治安队员前往该市桔子北路27号出租屋501室和503室查处清理“深圳市肇鑫源经贸发展有限公司”传销窝点时，被三四十名涉嫌非法传销人员用菜刀等凶器殴打，造成两人重伤两人轻伤。(傅剑锋 陶建杰) 
　　我们那个时期(2000～2002年)，高层大部分都住在广州，而广州又主要集中在芳村滘口一带，至少有10个体系的高层住在那里。为什么要在滘口？ 
　　因为那里是广州和南海交界处，离两边都近。无论哪一边有情况，我们就可以立刻逃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而两个地方采取联合行动的情况极少。 
　　我在广宁的时候，还在县委家属大院里面租过一段时间的房子，这样更加安全了，没有人想到会来县委家属大院查传销的！(他得意地笑了) 
　　记：高层对房间一般有什么要求？ 
　　张：高层不住小区，只住民房。房子谈不上好，但是都比较合适。那时候我们根本不用固定电话，这样不容易暴露，而且用手机习惯了，根本不在乎那点手机费。 
　　记：那传销的其他人员住在哪里？ 
　　张：除了总裁之外，全部下层人员都不在车站附近，就是为了不让新朋友逃走。我们在广宁的时候，下面的很多人都住乡下，从广宁车站过去还要坐一两个小时的车，这样他们即使要走也没有那么容易。总之总的原则就是：下层绝对不在车站附近住，高层一定要在车站附近住。 
　　记：高层平常怎样活动呢？ 
　　张：我们高层基本上是很少出现的，我们每隔几天到下面巡网，在重要的路口都有人接应。这样一家家轮流下来，每个家庭一个月基本上可以见我们3次左右。巡网都是神不知鬼不觉的。一般在下午四点以后，或者晚上八九点，因为工商和公安都下班了，我们就安全了。

我在表面上仍是B级，但实际上已经和凡成了幕后操纵者。为了给下面的人制造有A存在的假象，我们都会去其他传销组织雇佣一个小C级的人过来走一圈 
　　记：那当时你就是体系中最高的级别了？ 
　　张：如果我头上还有更高级别的话，我就赚不到钱了。之所以对外说有A级别，一是为了给下面的人一种神秘感，二是万一我被抓到，我可以说自己不是最大的头目，这样避免了危险。 
　　一般来说，一个传销组织中和新朋友签单的人，一般就是该体系最大的头目，或者他和最大的头目有直接的联系。如果他上面还有好几个级别的话，那他的钱交给谁？ 
　　记：那些所谓的神秘的A级呢？ 
　　张：不要相信有A，A就是神话！是我们虚拟出来哄骗级别低的下线们的。 
　　(他笑了，像一个武林高手点破了真正的秘笈，让记者非常震撼！) 
　　我在表面上仍是B级，但实际上已经和凡成了幕后操纵者。为了给下面的人制造有A存在的假象，我们都会去其他传销组织雇佣一个小C级的人过来，给他200块钱就足够了，让他来走一圈，一般几个小时。一般幕后操纵者在两三个月中会请一个过来。而且要注意找同一个人来，这样才不会被怀疑。 
　　记：这个人是不是需要很高水平？ 
　　张：根本不需要。高层一般都不需要多说话，这样给下面的人感觉更好。 
　　即使要说话，大部分东西都是背熟了的。 
　　记：这个假A一般会在什么场合出现？ 
　　张：100人以上的场合出现，不然下面的人觉得来了这么久，怎么还是见不到高层，会动摇人心的。 
　　记：你什么时候开始明白A是神话的？ 
　　张：在拱北的时候吧。我发现了一些新情况，一些幕后人，例如我发现有一些幕后高层是夜市上卖东西的老板，因为他们只需要在家里收钱，没有什么事情，所以就开个夜档打发时间。 
　　记：所谓的A级其实是幕后操控人抛出的烟幕弹。 
　　张：其实这个秘密在传销讲义中就藏下了。传销课有五级三阶制，在讲到A级效益分红时，只讲到A级3%的分红，但对如果出现了两个A级怎么分红就不讲了。如果有人想追问，传销讲师就会说，你们现在去想A级的分红没有用。这是你们做到A级以后的事。 
　　记：我们所知道的传销组织的五级三阶制是有A级的啊，传销的课程也是这样鼓励下线的发财梦。难道在实际操作中另有一套潜规则？ 
　　张：没有哪个幕后操控人会愿意看到体系中的人升到A级的。为什么要让A凭空拿走一大部分利润呢？所以到了B级以后，五级三阶制就失灵了。一个人发展到B级后，我们就不让他再上升了，每卖一件产品，我和凡就截下来2000元平分，然后给B级剩下的1500元，忠诚又有能力的B级就给1800元，让他自己和下面级别分配。 
　　记：公安部门常常会为找不到传销组织的A级而苦恼，原来是因为A级基本不存在！ 
　　张：这就制造了一种神秘感，保护了表面上是B级的幕后操纵者。 
　　明白这一点，就可以知道，大C(下线15名以上)以上都是开始下意识地骗人的，以下的一般是被骗的。所以如果想打击，就必须要有政治高度，给B级别和大C级分别定罪。如果以后公安机关明白B是最大的，(对传销)肯定是颠覆性的打击。要认定一个地区的头目其实非常简单，那个经常在该地区出现，签单的人就是！ 
　　幕后操纵 
　　高层住的地方，一般离长途车站的步行时间不超过5分钟，除了总裁之外，全部下层人员都不在车站附近，就是为了不让新朋友逃走 
　　记：那怎样找这些幕后操纵者呢？ 
　　张：传销高层住的地方，一般离公交车站较近，离长途车站的步行时间不超过5分钟，并且处在两地交界，这样便于看下面的体系，也便于逃跑。 
　　处在管辖交界地的好处还有甲地开始了打击，我就可跑到乙地，甲地的工商和公安因为管辖的问题变得很难打击。 
　　我们那个时期(2000～2002年)，高层大部分都住在广州，而广州又主要集中在芳村滘口一带，至少有10个体系的高层住在那里。为什么要在滘口？ 
　　因为那里是广州和南海交界处，离两边都近。无论哪一边有情况，我们就可以立刻逃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而两个地方采取联合行动的情况极少。 
　　我在广宁的时候，还在县委家属大院里面租过一段时间的房子，这样更加安全了，没有人想到会来县委家属大院查传销的！(他得意地笑了) 
　　记：高层对房间一般有什么要求？ 
　　张：高层不住小区，只住民房。房子谈不上好，但是都比较合适。那时候我们根本不用固定电话，这样不容易暴露，而且用手机习惯了，根本不在乎那点手机费。 
　　记：那传销的其他人员住在哪里？ 
　　张：除了总裁之外，全部下层人员都不在车站附近，就是为了不让新朋友逃走。我们在广宁的时候，下面的很多人都住乡下，从广宁车站过去还要坐一两个小时的车，这样他们即使要走也没有那么容易。总之总的原则就是：下层绝对不在车站附近住，高层一定要在车站附近住。 
　　记：高层平常怎样活动呢？ 
　　张：我们高层基本上是很少出现的，我们每隔几天到下面巡网，在重要的路口都有人接应。这样一家家轮流下来，每个家庭一个月基本上可以见我们3次左右。巡网都是神不知鬼不觉的。一般在下午四点以后，或者晚上八九点，因为工商和公安都下班了，我们就安全了。
　A是神话！ 
　　我在表面上仍是B级，但实际上已经和凡成了幕后操纵者。为了给下面的人制造有A存在的假象，我们都会去其他传销组织雇佣一个小C级的人过来走一圈 
　　记：那当时你就是体系中最高的级别了？ 
　　张：如果我头上还有更高级别的话，我就赚不到钱了。之所以对外说有A级别，一是为了给下面的人一种神秘感，二是万一我被抓到，我可以说自己不是最大的头目，这样避免了危险。 
　　一般来说，一个传销组织中和新朋友签单的人，一般就是该体系最大的头目，或者他和最大的头目有直接的联系。如果他上面还有好几个级别的话，那他的钱交给谁？ 
　　记：那些所谓的神秘的A级呢？ 
　　张：不要相信有A，A就是神话！是我们虚拟出来哄骗级别低的下线们的。 
　　(他笑了，像一个武林高手点破了真正的秘笈，让记者非常震撼！) 
　　我在表面上仍是B级，但实际上已经和凡成了幕后操纵者。为了给下面的人制造有A存在的假象，我们都会去其他传销组织雇佣一个小C级的人过来，给他200块钱就足够了，让他来走一圈，一般几个小时。一般幕后操纵者在两三个月中会请一个过来。而且要注意找同一个人来，这样才不会被怀疑。 
　　记：这个人是不是需要很高水平？ 
　　张：根本不需要。高层一般都不需要多说话，这样给下面的人感觉更好。 
　　即使要说话，大部分东西都是背熟了的。 
　　记：这个假A一般会在什么场合出现？ 
　　张：100人以上的场合出现，不然下面的人觉得来了这么久，怎么还是见不到高层，会动摇人心的。 
　　记：你什么时候开始明白A是神话的？ 
　　张：在拱北的时候吧。我发现了一些新情况，一些幕后人，例如我发现有一些幕后高层是夜市上卖东西的老板，因为他们只需要在家里收钱，没有什么事情，所以就开个夜档打发时间。 
　　记：所谓的A级其实是幕后操控人抛出的烟幕弹。 
　　张：其实这个秘密在传销讲义中就藏下了。传销课有五级三阶制，在讲到A级效益分红时，只讲到A级3%的分红，但对如果出现了两个A级怎么分红就不讲了。如果有人想追问，传销讲师就会说，你们现在去想A级的分红没有用。这是你们做到A级以后的事。 
　　记：我们所知道的传销组织的五级三阶制是有A级的啊，传销的课程也是这样鼓励下线的发财梦。难道在实际操作中另有一套潜规则？ 
　　张：没有哪个幕后操控人会愿意看到体系中的人升到A级的。为什么要让A凭空拿走一大部分利润呢？所以到了B级以后，五级三阶制就失灵了。一个人发展到B级后，我们就不让他再上升了，每卖一件产品，我和凡就截下来2000元平分，然后给B级剩下的1500元，忠诚又有能力的B级就给1800元，让他自己和下面级别分配。 
　　记：公安部门常常会为找不到传销组织的A级而苦恼，原来是因为A级基本不存在！ 
　　张：这就制造了一种神秘感，保护了表面上是B级的幕后操纵者。 
　　明白这一点，就可以知道，大C(下线15名以上)以上都是开始下意识地骗人的，以下的一般是被骗的。所以如果想打击，就必须要有政治高度，给B级别和大C级分别定罪。如果以后公安机关明白B是最大的，(对传销)肯定是颠覆性的打击。要认定一个地区的头目其实非常简单，那个经常在该地区出现，签单的人就是！ 
　　幕后操纵 
　　高层住的地方，一般离长途车站的步行时间不超过5分钟，除了总裁之外，全部下层人员都不在车站附近，就是为了不让新朋友逃走 
　　记：那怎样找这些幕后操纵者呢？ 
　　张：传销高层住的地方，一般离公交车站较近，离长途车站的步行时间不超过5分钟，并且处在两地交界，这样便于看下面的体系，也便于逃跑。 
　号令“江湖” 
　　一般拥有25人以上级别的人才拥有白皮书，我得到了这本书后，在人员和管理上就提高了几个层次。它对29个管理方面的问题，作了200种解释 
　　记：很想了解你是怎样发展你的组织的。 
　　张：我们的体系是比较健康的。在开始的头几个月，我都参与选人的。 
　　选人前要仔细分析每一个人的情况。邀约时要写出自己接触的200人，然后对熟悉程度和性格进行排列。分成几类，看看哪些是符合条件的，然后综合上一级的参考，反映到c级后，我和凡再亲自把关。宁可慢慢来，求慢求稳，增加了留人率。(我们的人)60%留下来了。 
　　到了台山后，开始的4个月很努力，怕自己的经验不足，就努力接触其他传销公司的高层，认识了台山、中山其他传销组织的高层。一些传销组织在政府机关里安插了线人，我也有，所以这样不少组织并不能受到致命打击。 
　　我和凡还经常到下面吃饭，带几十块钱的菜，隔两三天去一下，一个家庭每月轮到二三次较好的伙食。 
　　这样在头几个月，迅速增加了100多人。由于这是复制的行业，我们退到幕后时，下级也就慢慢学会了我们的做法。 
　　记：你们怎样收下线的入会费呢？ 
　　张：我在广州流花的白马市场里找了家卖西装的店，让店里贴上品牌后以145元一套买进，然后就以3800元卖给新朋友。开始属于“盛怡”门下时，我们虚报数目，卖掉十件就报一件，甚至一件也不报，这样我们截下了足够的资金，后来我们就完全独立了。 
　　每次和新朋友签单我们都很小心，我和凡总是轮流上去的，一个人去签单，另外一个人肯定在家里。每次我去签单，我都带一个心腹去，下面的c级业务员带3个。如果我不签，就找人签单。找的人知道我们的账号和手机，但是绝对不知道我的住处，这也算一点反侦察吧(得意地笑)！所以公安机关只要抓住签单的人，他们就是最高层或者是知道最高层情况的关键人物。 
　　这在任何传销组织里都是这样的。 
　　现在之所以找不到c级以上的，就是因为会出现断层。故意制造断层就是为了制造一种神秘感还有就是为更好地保护自己。 
　　记：你们一般是怎样给下面发钱呢？ 
　　张：我们采用隔月发工资，一般一件产品下线总共能拿到1500元。故意到新朋友面前发，造成一个假象，让新朋友以为每个人都有很多钱，然后再把这些钱收回来，该怎样发还是怎样发。 
　　记：你在台山赚了好多吧？ 
　　张：当时我们发工资，最多发到c级别，工资的开销加成本一套衣服最多1000块，所以你可以想象我赚了多少钱。我们最多的时候，有600人，所有的钱都是我和凡均分的，钱就是这样来的！这600人指动态的，还有很多资源已经被挖掘光的人，自己走了，或者我们想办法让他走。 
　　记：你们平常怎样保证信息通畅？ 
　　张：我们那时候很少有手机，基本都用传呼机，呼叫都是有代码的。比如在广宁，当时我们都是用IC卡打电话，我们把所有的公用电话都作了记录，所以只要看到这个电话号码就知道你的位置和情况。如果新朋友要走了，在车站就打C级的，加一个代码，比如521，就表示现在车站有急事，赶快过去。 
　　一般过去2个人，一个人和他谈，另外一个人拿他的行李，但是我们不是恶意的，那时候传销组织不像现在这么恶劣。 

在各大传销组织内部，都传说着魅力无穷神秘莫测的A级总裁，但警方总是很少能抓住他们。他们真的存在吗？ 
　　不管A级总裁是否存在，必然有传销组织的幕后操纵者。他们是通过什么手段控制传销组织的呢？下线交纳的巨额会费，又是通过什么渠道流入他们的腰包的呢？幕后的他们到底藏在哪里？
　　传销组织到底是怎样生长、成熟和瓦解的，它们受什么规律支配？传销组织之间为争地盘，会不会产生血色搏杀？为什么传销组织像瘟疫一样到处蔓延不绝，他们的死穴在哪里，现在的打击有没有误区？
　　一位曾经在两年前操纵过盛怡传销组织（盛怡传销是去年广东省工商局打击传销的十大案例之一）的传销头目，甘冒巨大风险向本报独家披露这些传销组织的核心秘密。
　　（出于安全考虑，对话中提到的部分地点并非事件真实发生地）
他的出场
　　昔日的传销头目张志（化名），声称为系列调查《卧底揭秘番禺传销》和对话《“两年传销一场大梦”》的真实性和深刻性打动，欲揭露传销核心秘密。张志与记者一再联系后，9月8日终于现身广州五羊新城一家咖啡馆。
　　他身着浅色衬衫和西裤，面容俊朗，看上去二十六七岁，刮得干干净净的脸上有着胡茬的青影，气度优雅，活脱一个白领美男。
　　能证明他传销生涯的是随身带来的盛怡传销组织高层才可能拥有的各种手抄“教材”，还有传销从业者的一大叠欺骗亲朋好友寄钱的“血泪书”，还有只能为传销组织的幕后操纵者拥有的入会签单，幕后操纵者收到钱后，一般都立即销毁。“我之所以现在还保存着这些东西，是因为我无法忘记那段辉煌（传销）时光。”张志说。
　　坐下不久，记者就发现他的特异之处，身上带着三四个高档手机，不停地换着电话芯片接打各种有关法律问题的电话。自称是安徽大学法学院毕业的他解释说，自从自己两年前脱离香港盛怡企业国际有限公司这一传销组织后，就从事着商标申请等自由职业。
　　“现在我有五六个身份，七八个手机号码。我有很多法律业务方面的客户，但除了我的几个助手，没有人知道我现在的真实身份。”
　　“那你不会记错你的身份？你不停地在各种人面前虚拟你的身份，难道没有说串了的时候？”
　　“没有。”张志的回答像个CIA（美国中情局）特工，城府极深的目光停在咖啡杯上久久未动。
　　初受重用
他们要我做传销，第7天我被说服了。上帝造人才用7天！改造一个人能不能成功，也就看7天了
　　记：听说能做到传销老大的概率和中彩一样少，很想听听你是怎样起步的？
　　张：我们盛怡传销最初都是从安徽过来的。1998年国家对传销实行一刀切打击，安徽的传销就转到了广州增城。当时在增城规模最大的是新田传销组织（该组织多年来被列为国家打击重点），当时增城所看到的外地人几乎都是做传销的，新田就占了三分之二。我所属的公司是“盛怡”，香港盛怡国际有限公司，中国总公司设在深圳深南大道。当时势力还不大。
　　2000年我回安徽后，工作也没有落实。这时候，一个在广州的朋友跟我说，广州这边有好的发展机会，叫我过来看看，于是我就到了增城。
　　记：当时你感到上当受骗了吗？
　　张：他们要我做传销，开始几天想走，但第7天我被说服了，第8天开始向家里“搞钱”。后来我明白，劝人加入，以7天为限，5到7天了解后，基本没有谈不下来的，这是前人留下来的经验。如果一个人7天还不能改变的话，就让他走。
　　记：为什么一般是7天呢？
　　张：上帝造人才用7天！改造一个人能不能成功，也就看这7天了。
　　记：7天可能是人的心理周期，你没能挺过这一关。后来呢？
　　张：我的欲望和野心被激发出来了。一到搞钱那一关，遇到的人都是搞钱的，每天都有人说今天搞到了，我就想我为什么搞不到。当时上面两级的上线是“军”，他的体系有100多人。我想军能够做到那个级别，我也可以。
　　军很喜欢我，他一直很注意培养我，那时我还是一个很低的级别，就是个E级。但军却让我给新朋友（刚被拉入传销组织的受骗者）介绍企业文化了，我那个激动、荣耀啊……后来我才知道，他要把我培养成他的心腹。
　　记：那时军的上线是谁呢？
　　张：最大的头领叫吕奎，但是谁也没有见过。有一次我走在街上，有人指着一个经过的人说那就是吕奎，我只见到了他背影。传说他只用6个月零3天就做到了一级总裁。
　　另立山头
搬到广宁后，我们的公司变成了“肇鑫源”。我开始知道一点秘密，可以通过搬地方另建公司
记：你后来就成了军的心腹？
　　张：我很受重用，发展也很快，几个月就有十一个下线了。但因为增城加强了打击，上头要求我跟着军搬家。我们搬到广宁后，我们的公司变成了“肇鑫源”。
　　记：这个公司还是盛怡的下属公司吗？
　　张：表面上，军当然说还是属于盛怡公司，但在广宁开了会议，感觉什么事情就是军说了算。因为我没有见过他上面的人，根据推断他就是头，军实际上成了“肇鑫源”的总裁了。我开始知道一点秘密，可以通过搬地方另建公司。
　　记：这个启发对你后来的发展很重要吗？
　　张：没错。到了广宁后，那里打击的形势很严峻，军就把我们分拆成几组，我被从广宁分到广州太和，其他人分到罗定、中山、茂名，还有最后一批人留在广宁。
　　记：在广宁情况怎样？
　　张：我经历了一次残酷的内幕———赶人，上头会动用暴力手段赶走他们不想要的人。为什么要赶人？就是因为如果两个人同时来，不可能大家都做到B级的，否则其中一个人肯定没有钱拿，所以必定要排斥走一个。当时我叫了11人，三条线，发展很快。我上了C，我的一个好朋友也要上C了。但是上层（军）更加器重我。如果那个人也上C，我就赚不到钱了，于是军把他赶走了。在我们搬家离开广宁的时候，体系把他一个人留在广宁。他被打了。
　　听说结果很严重，住了很久的院。
　　记：温情脉脉的东西在你面前被撕开了。
　　张：但当时我接受不了，上层告诉我下面不能够有人比你强。我不明白里面的意思，朋友被赶走了，对我影响特别大。一个跟我生活了几年的人…
　　…（停顿，深吸了一口烟）最后他受伤的时候打电话来要我去看他，但我连这个勇气也没有。
　　记：他一直不知道被赶是因为你引起的？
　　张：他不知道，所以我到现在都觉得很内疚。
　　自动复制
这就是这个行业很难消灭的原因，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有新组织从老组织中诞生
记：这个事对你后来的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张：当时我感到特别无助。到了中山不久，军又想赶走我的另一个好朋友凡。凡下面有20多人，凡和体系中比较高级别的“三个李”都是安徽美院毕业的（包括军）。因为凡的发展势头很好，要超越“三个李”中的一个李了，上面就打算把凡赶走。我见过赶人，知道赶人的残酷性，所以知道这个消息后提前和凡打了招呼。
　　记得当时我和凡买了3块钱的饼干吃，我们心里都感到很害怕。这时候，我就意识到凡如果也被赶走，那太可怜了。我女朋友也是不同体系的分支，我意识到她也有被赶的那天。我们是一前一后加入的，每天都在竞争加人。
　　就算我自己不独立的话，下面也会培养我独立的。于是我想走。
　　我和另一个在珠海拱北做传销的老乡联系上了，想带了团队去投奔他们。
　　当时我和凡加在一起就40多个人，经谈判，如果并线就可以享受B的待遇。
　　而且我想，如果我们过去，名义上是我和凡并线，但凡的人要比我多，而钱是我们俩分，这样就等于我借助了凡的力量，我会发展得更快。
　　记：其实你是想模仿军的做法———出走，然后另立山头。
　　张：这就是这个行业很难消灭的原因，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有新组织从老组织中诞生。
　　我们有句行话：只有失败的事业，没有失败的行业！从事这个事业，不但能够得到成就感，还可以得到金钱。这个行业复制很快，因为它的理念是要培养成功的人，培养一种成吉思汗、毛泽东的概念。让人承认自己既然来到世间，就不是一个弱者，我和大家一样，也可以赚到几百万。在加入开始，就灌输这种思想，到了一定级别，就开始膨胀。
　　这就是（传销）网络的特点，一方面网络为了让你成为它完全的信徒，要不断地扩大你的欲望，赚钱的欲望、做领袖的欲望，另一方面网络又要你节制欲望，要服从上线，不能有非分之想。但当节制一旦失败时，就有人想另立山头了，网络就要解体了。
　　记：它在诞生的时候就种下了灭亡的种子。
　　张：但这种解体只是上层的解体，下层永远也不会解体。因为下面的每个人都想做沙皇，他们为了赚钱，还会像上面的人那样去建新公司。
　　记：那你怎样开始你的计划呢？
　　张：我们进行了一个周密的策划，一共11天时间。我找了个理由骗军，因为我是军的心腹，他就没怀疑我。我从中山到南海到广州太和镇走了一圈，最后我经过中山到拱北。到拱北后谈定，他们提供50人用的房子，第一个月的租金由他们来出，我加入后享受B级别待遇。拱北的那个公司也是“盛怡”，和我们原来在增城是同一个公司。也就是说，军把我们带出“盛怡”，我又带回来了。
　　后来我见了“盛怡”公司的A级别，他怕我的体系加入后把他原来的体系搞坏了，所以叫我自己搞体系。他们决定直接给我们8000元，这对我们租房子落脚足够了。经过考察，我觉得台山情况比较好，就决定搬到台山。
　　搬家前，我提前到了台山，用一天的时间租好了房子。租好房子后，我才打电话通知凡。搬体系的事情这时候只有我、凡和我表弟三个人知道，表弟也是我们体系中的人。这是绝对机密的。因为搬体系是非常秘密和危险的，一旦让上层知道，不交出一条腿给他们是搞不定的。
　　记：下面的人会轻易听信你的话吗？
　　张：网络（传销）在一开始培训时就让他们养成了绝对服从上级、相信上级的习惯。我说要搬他们就会听。
　　当时我们是这样行动的：上午思想交流会完了就要谈心得。我跟一些骨干说，结束后我们再开一个会。因为我已经是超级C级，很有威信了，所以大家都听我的。在会上，我和凡还有我们的心腹告诉大家，我们要搬体系了，这个现在不要告诉任何人。当时我们心腹每个人下面也就一两个人，最多四五个人，所以做做下面人的工作是很容易的。没有多久心腹就做好了所有人的思想工作，于是大家立刻收拾东西准备行动。
　　这时我的心腹，我的表弟已经把房子和车都搞好了，一辆货车一辆客车。
　　我给司机加了200块，让他赶紧走！从会议结束到安全转移，总共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没有打一个电话，没有给同体系的其他任何人透露任何情况。因为一旦透露，我们的情况非常危险。
　　记：“肇鑫源”公司真的一点不知道？
　　张：（得意地抽烟）一点都不知道。同时我们还采取了其他办法把他们在中山的最高级别控制了，让他在一个房间里呆了3小时。我们就有足够的时间转移。这次我们带走了将近50人，到了台山后大家先在一个房间开会，然后大家分散到各处。
　　记：那时你有怎样的心情？
　　张：从中山到台山，既恐惧又兴奋。我也像军那样转公司了。每一次转公司就是一个网络扩张的过程。到了那里，我和凡每人搞了一只白切鸡吃，太高兴了！大家心里都明白，一个新的公司诞生了。
　　记：那你又恐惧什么呢？
　　张：我担心军会来报复。到了台山后，传呼机全部换了，这样他们就不知道我们了。后来我们又从“肇鑫源”拱北的体系中拉了十几个人过来，于是“肇鑫源”派了打手过来，以“1万元一条腿，5万元两条腿”的价格来追杀我。
　　记：你怎样搞定这些杀手？
　　张：我当时在台山和江门两边住，这样也是为了安全。拱北的人几次来找我算账，但是我在暗处，他们只知道我一个住处，也搞不掉我。而我对他们的情况很清楚，也很容易把他们的窝端掉了。
　　有一次他们的高级别都到台山来找我，在台山呆了3天，而我第二天实际上就去拱北了。我向拱北警方报了警，警方立刻行动，拱北体系的高层获知这个情况后立刻从台山回到拱北。
　　我当时还去了拱北那边的一个旅店，在下楼的时候遇到拱北“盛怡”的一个高层。那个高层很害怕，边下楼边打电话，叫了30多个人来追我。当时我一点儿都不害怕。如果胆小肯定做不了这个行业。
　　事实上，这就是行业的规律，每一个想做大的人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包括军。搬了体系以后，一般高级别的人就很少出现了，因为不能够让原来体系的人知道。那时候开始，我就深居简出，成为神秘人物了。我已经是传说，就像我刚开始加入盛怡传销时，总裁吕奎成了传说一样。　A是神话！ 
　　我在表面上仍是B级，但实际上已经和凡成了幕后操纵者。为了给下面的人制造有A存在的假象，我们都会去其他传销组织雇佣一个小C级的人过来走一圈 

2007-12-29 17:01:04　来源: 南都周刊　浏览量: 560 【发表评论  0条】
【许霆取款案】 因去年偶尔发现银行ATM机出现故障，24岁的广州保安许霆以1元取1000元的恶意提款方式取走17.5万元，随后潜逃。今年5月，许霆在陕西被警方抓获，同年12月，许被广州市中院以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引发法律界和社会的巨大争议。  
 
 
编辑/王海燕 文/叶伟民
 
广州保安许霆因取款机出错，以1元取1000元，连续171次取款共17.5万元，被判无期徒刑。
原中国银行广东开平分行行长余振东贪污、挪用银行资产4.82亿美元被判有期徒刑12年；原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王雪冰则因非法受贿115万余元获刑12年……
 
　　24岁的山西青年许霆为他的贪念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如果上诉失败，他将在牢狱中度过他的余生。许霆取款案，成了岁末中国法律界最热闹的话题之一。

　　2006年4月21日晚，时为广州一名保安的许霆来到某银行的ATM取款机前取款，他原本只想从银行卡的170元存款里取出100元，结果不小心按多了一个“0”，但机器竟然也将1000元钞票如数吐出，且银行卡里只扣了1元。许霆大喜，在如法炮制了几次后，他把同伴郭安山也拉上共享此“好事”。当晚，许霆先后取款171笔，合计17.5万元；郭安山则取款1.8万元。

　　1年多时间里,许霆带着提取的17.5万元现金辗转各地，其间他曾致电银行，称能否以退还当时误取款项了事，但遭到拒绝，许自此打消了自首念头。2007年5月，许霆被抓归案。

　　宣判前还想着凑钱还给银行以求轻判的许霆最终却遭遇了有生以来最大的玩笑。12月，广州市中院审理后认为，许霆的行为已构成盗窃罪，遂判处无期徒刑。

　　经媒体广泛报道后，许霆案立即招来哗声一片，为什么要判这么重？许的行为是盗窃还是不当得利？银行的责任又在哪里？一时间，围绕许霆案的争论四起，北大、清华等知名法学家还特意为此在广州举行了一场法学研讨会，“量刑过重”、“粗暴的判定”几乎成了会上的共识，许霆获得广泛同情。
　　“广州中院副院长肖平受贿18万处三年，许霆侵占17.5万处无期，天壤之别”，这是网友发在天涯社区上的一个帖子，以此来表示对许霆案判决结果的抗议。许案发生后，另一个截然相反的司法现象——贪官群体量刑过轻，成为了许案的一个衍生话题。

　　只要稍加搜索，我们还能找出以下这些事实：原中国银行广东开平分行行长余振东贪污、挪用银行资产4.82亿美元仅被判有期徒刑12年；广东高院(二审法院)院长麦崇楷受贿106万，被判有期徒刑15年；原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王雪冰则因非法收受115万余元获刑12年；原农业部财务司司长孙鹤龄利用职务便利非法获利488万余元被判8年有期徒刑……

　　“许霆案的判刑过重，和贪官的判刑过轻，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这面硬币，名字就叫法律。”(一网络评论文章)许霆案再一次刺激了民众对社会公平的渴望。而此前，国家社科规划《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组长王明高就曾呼吁将贪官5000元的起刑点收紧至与普通公民盗窃罪相同的500元起刑点，理由是他认为“贪官好比窃贼”。

　　一审后，许霆以量刑过重为由向广东省高院提出上诉。同时，舆论也呼吁二审应对案件争议的焦点进行充分的法理阐释，作出令人信服的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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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报编辑：碎碎念 
 

南方周末　  　2007-12-20 09:53:22 
 

　　物价为什么越来越高　　
　　
　　□本报记者　马克　发自广州　　
　　
　　人为扭曲商品价格，和人为扭曲货币价格一样，只能是费力不讨好，自己狼狈不堪，整体经济也深受其害

　　上周回北京公干兼探亲，在家的第一顿晚饭吃下来，我也顺道听爸妈做了场物价形势报告会，概括起来就一句话：柴米油盐酱醋茶、蔬菜水果肉禽蛋，凡是吃的东西，无一不涨。

　　我爸粗算了笔账，比起去年，每月在吃上要多花两三百块。

　　正是这多出来的两三百，成了推高CPI的罪魁祸首。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1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CPI)比去年同期上涨6.9％，创了10年来的纪录。其中，单食品一项就让CPI涨了6.2％，换句话说，CPI的九成涨幅由食品贡献。

　　以食品的第一大类粮食为例，我们来看看市场需求和生产成本是如何在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大背景下相互作用，将价格推向高处的。

　　联合国粮农组织预测，2007年世界粮食产量将达21.2亿吨，增长5.3％，创历史最高水平。尽管如此，由于石油价格高涨，生物能源变得有利可图，粮食除了传统的食品饲料用途，还成了工业原料，需求陡然增加，产量只是略长，粮价自然上扬。

　　石油不仅是能源，还是化工原料，高油价向下游传导，农机柴油、化肥、农膜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也随之上涨，增加了粮食的生产成本。

　　和粮食不同，国际原油价格不仅由供求关系决定，很大程度上，高油价是一个金融问题。因为原油交易以美元结算，这几年美元持续贬值，油价中虚胖的成分很大。对中国而言，本来可以通过本币升值来对冲损失，比如油价从60美元一桶涨到90美元一桶，涨幅50％，但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如果从8∶1升值到6∶1，那对中国而言油价就只涨了12.5％。问题在于，中国经济要靠出口拉动，本币弱势有利于出口，因此人民币不能升值过快，升值不到位，就得承担美元贬值所带来的损失，比如高油价。

　　人民币低估的另一个代价是国内的流动性过剩。因为庞大的贸易顺差和资本顺差所带来的外汇都必须兑换成人民币，其中相当部分又逃过了人民银行的回收，这些凭空增加的“外汇人民币”极大助长了国内的股市和楼市泡沫。

　　经济是一个循环作用的有机体，城市房地产的繁荣，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农村的地价，除了耕地承包费用上涨外，对城郊农民而言，种粮食还是“种房子”，更是一个现实的诱惑。

　　对农民而言，改变土地用途毕竟是件既费力又冒风险的事情，但改变自己的“用途”－－留村种地还是进城打工－－就容易多了。当一亩地忙活一年不如打工一天挣得钱多时，农村由“三八六零”部队留守也就顺理成章。而农村劳动力的短缺，又会导致农业生产的人工成本上升，发改委的调查显示，今年农村雇工价格比去年高了将近20％。

　　以上种种，最后都要反映到城市农贸市场的零售价上，应该说，6.6％的粮价涨幅，已经是政府做了诸多努力之后的结果了。粮食是生产肉禽蛋奶和食用油的原料，上游的所有价格波动，都会向下游传导，并且常常会被放大。

　　食品中，涨幅最大的是猪肉，暴涨了56％，三倍于食品的平均涨幅。个中原因，除了上文所述，还有一个特殊因素，就是猪瘟的大规模蔓延，有的养猪大省甚至出现了成片的无猪村。

　　食品是一种需求弹性很小的商品，人可三月无色，却不可一日无食。正因为事关民生，每当食品价格大幅波动，政府总要出台一连串的限价令禁涨令，殊不知这是极其错误的做法。既然是市场经济，就要让价格引导资源配置，种粮养猪有利可图了，就自然会有人去种粮养猪。政府可以启动财政手段，为低收入群体发放物价补贴，但不可以扭曲商品价格，以至干扰市场信号。人为扭曲商品价格，和人为扭曲货币价格一样，只能是费力不讨好，自己狼狈不堪，整体经济也深受其害。

　　如果刨掉食品，CPI就只剩下1％左右。这一点让中央政府的多数财经官员都比较乐观，标准的官方用语则是“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意思就是，CPI虽然已经比较高了，但还不是明显的通货膨胀。

　　学术界对此的争议就比较大，最让人心里“咯噔”一下的观点是：通货膨胀的预期已经形成，全面通胀的迹象已经出现。

　　另一个让人揪心的问题是，股市楼市的泡沫将如何影响CPI，用学术语言讲，就是消费价格与资产价格是种什么样的互动关系？比如，在广州，我所在的办公楼与宿舍楼只隔着一条广州大道，但两座楼下的牛肉拉面价格就差了20％，因为大道两边的房价相差三到四成。这些零散的现象汇聚起来意味着什么？很遗憾，从央行行长到大学教授，没人讲得清这个问题。　

　　理财为什么越来越重要　　
　　
　　□本报记者　舒眉　发自北京　　
　　
　　中国社会致富的主旋律正在悄悄改变：以往人们习惯了通过诚实劳动、量入为出、勤俭节约慢慢地积累财富，现在人们发现擅于“理财”，也是分享中国经济增长成果、实现财富增长的重要方式

　　　　

　　有句话今年特别流行：“跑不过刘翔，但要跑过CPI(消费物价指数)。”这虽然是句玩笑话，但还是挺有道理。在一个通胀——哪怕只是“结构性通胀”——的年代，要使自己手中的钱，不像热天的冰棍那样融掉了，最起码要跑赢CPI。假设今年1月，你把口袋里的钱存了定期一年的“整存整取”，那时一年期的“整存整取”利率还只有2.25％，扣掉20％的利息税，只有1.8％的账面投资回报，一年下来肯定跑不过CPI指标了，收益只能是负值。

　　对于这点，一个不做股票(只是把钱存在银行或干脆藏在家里的人)或者做股票没多少收获的人，感受会更强烈一点；而一个从去年开始就介入股市、并分享了牛市成果的人，感受则可能会轻一点，甚至没有感受。

　　换句话说，中国社会致富的主旋律正在悄悄改变：以往，人们习惯了通过诚实劳动、量入为出、勤俭节约慢慢地积累财富；现在不少人却突然发现，原来除了劳动力这个要素外，其他要素——比如资本——对财富的增长也起着很大的作用。借助资本的“魔方”，财富的积累速度要超过单纯依靠劳动的收入增长速度。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6年全国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已经是劳动收入增长速度的两倍。其中，城镇居民收入中，财产性收入这一项较上年大幅增加了26.5％，远远超过当年居民总收入10.4％的增幅。

　　当然“资本魔方”要能转起来，其前提条件是有“资本”。过去人们总认为“钱生钱”离自己很远——那只是富人的专利，但现在普通老百姓口袋里也有了“余钱”。预计到今年年底，中国居民的银行存款余额(居民储蓄中最主要的部分)将达到历史性的18万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相当于1980年400亿元的450倍。这在过去很难想象。这也是为什么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理财为什么越来越重要，还在于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国家的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发育都已经上了个新台阶，为居民的“余钱”寻找各种保值和增值的渠道提供了可能。人们原来只能选择把余钱存入银行或投资于国债等少数投资品种，但如今居民可以广泛投资于股票、基金、期货、外汇、黄金等多个领域。居民不仅可以投资国内市场还可以投资境外市场，不仅可以投资于金融市场还可以投资于房地产市场。

　　相信今年许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触：那些较早把手中的钱投资于股市和房市的人，其财富都实现了几何级数的增长。

　　我有一个做贸易的朋友，其代理的产品出口销售额高达数亿元。他之前从来不炒股，也不谈资本市场。今年这个朋友和我谈起股票头头是道，他说：我一年挣个10％的利润已经很高了，但买中一只股票几天时间就能让我的投资翻倍。他说这话时，正是中国股市一路往上冲的时候，他未必料到现如今很多股票价格已被“拦腰截断”。即便如此，这个朋友的话还是给人启迪：借力资本市场让财富快速增值，理“活财”甚至比挣“死钱”更重要。

　　虽然参与“理财”的未必是赢家——典型的是，今年虽然是大牛市，但不少投资者还亏了本，但不参与的一定是输家。这就是那句老话：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牛市为什么难赚钱　　
　　
　　□本报记者　王小乔　发自北京　　
　　
　　赚钱得凭技术，讲策略，还要有良好的心态。另外，你还得对咱们的股票市场还只是个学步孩子有足够的心理预期。牛市难赚钱，难就难在这里　　
　　
　　我们赚过钱吗？

　　赚过。

　　多久？

　　好像有那么几个月。

　　那后来呢？

　　后来就是把赚到的钱一点点赔掉。
　　
　　上个月，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联合新浪网做了个调查，结果暗合了一句股谚“七亏二平一赚”。

　　开始的时候，人人都是股神，从2000到3700点，指数一路上涨，个股全面开花，股民一买就发。

　　后来，有些事就发生了变化。自从“5·30”半夜里政府决定多收一点印花税，指数打了个趔趄、仍然照常狂奔后，股民群体似乎就发生了分化：有的人爬起来拍拍屁股继续去追时开始慢了半拍，有的人干脆就一蹶不振了。

　　冲到10月16日的6000点，指数也累了，跌跌撞撞回到5000点，这时几乎每个人手里都捏了一两根鸡肋，开始做股东，想赚钱是越来越难了。

　　是牛市不在了么？可回调了一个多月后，机构们又一个个理直气壮地出来说继续看好2008。

　　其实，整个股市就好比一只股票，先是主力资金不断进入，迅速拉升股价；跟着是散户资金蜂拥而入，接住一部分主力资金，股价趋于平稳；然后买方卖方开始博弈，股价进入震荡波段；最后，资金逐渐获利退出，股价下跌。

　　“5·30”之前的股市，靠着良好的基本面和前仆后继、听风就是雨的新股民，众股同台竞技，往往还越是ST涨得越多。听消息也好，自己分析也好，你总体上肯定是赚的。

　　无奈，监管层出手了，机构也开始着急了，上个季度还是某只ST股的第一流通股东，下个季度就跑到某中字头股的年报里去了。板块和个股只能轮番登台——银行、地产、钢铁、金属……这时候，要是你有中1亿大奖的福彩彩民的运气，还能跟上每一轮的步伐，否则，恐怕是眼瞅着别人的板块猛涨，憋了几天，忍不住去追，结果那个板块马上下跌，风水又轮到你刚卖的板块上。高抛低吸，知易行难，多数股民的实践下来，变成了追涨杀跌。

　　流动性过剩的当下，钱哪儿去了？打新股。

　　中国神华、中石油、中石化……三万多亿的资金，从二级市场提出来，在一级市场冻着了。可按照眼下的打新股制度，你得身家百万才有把握中上一签，不服气的想再去二级市场买入上了市的新股，一不留神又被套了。

　　结果，连股指都开始回调，回调又再震荡了，再想靠消息、靠运气、频繁换手，怕是“赔了交易费又折股”，赚钱自然越来越难。

　　换句话说，这一阶段的牛市，赚钱得凭技术，讲策略，还要有良好的心态。先降低期望值，不要总拿以前做比较；再继续学习交易技术；还得严格遵守止损点、减少交易频率之类的投资策略。

　　不幸的是咱们的股票市场还只是个学步的孩子。这个孩子的制度建设还很不完善、庄家还不少、内幕消息也经常乱飞、监管和司法处置缺位，以至于技术也常常失灵，你得对这个也有些心理准备。

　　其实，本来散户就比机构投资者劣势得多：信息不对称、技术不对等、用自己的钱心态不够好。美国股市经过两百年的发展，个人投资者的比例已经越来越小，取而代之的是共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但中国尚在起步。

　　怎么办，先清仓一段时间苦修内功、看清形势再杀回来么？

　　苦恼的是，手上的钱怎么办？要炒港股，跟要看足本《色，戒》一样，是要带着人民币从罗湖过一下关的；要炒房子，是要踩得准宏观调控的步伐的；要买保险，是要分得清真假营销员的。没办法，咱们还是继续去踩准主力的舞步吧。　　
　　
　　政府钱袋为什么越来越鼓　　
　　
　　□本报记者　邓瑾　发自北京　　
　　
　　最近几年，中国超常的GDP增速所带来的好处，大头都被政府拿走了，并且这种趋势还在继续　　
　　
　　政府是真的越来越富了。就看两个数字即可，一是财政收入的增幅，二是财政收入的超收。

　　先说增幅。今年我国财政收入预计将突破5万亿，同比增长接近30％，远远超过了今年GDP的增速。通常在经济结构和税收政策没有大变动的情况下，财政收入增长应该与GDP增长大体同步，然而中国财政收入增幅远超GDP增速的状况已经保持了很多年。

　　再说超收。今年财政收入比年初预算的要多出7000亿—8000亿元，这令去年创新高的超收额(近4000亿元)相形见绌。今年这笔多出来的钱已经多到连政府都不知道该怎么花。

　　政府越来越富，在中国快速扩大的GDP这张大饼中，财政收入占比也越来越高，不过与此同时，工资的比重却越来越小。截至2005年，工资占GDP比重已经连续下降了15年。

　　政府有钱了，这直接体现在政府储蓄上。2000—2003年，我国新增国民储蓄中有近75％来自于政府部门，而居民储蓄率则显著下降。

　　一句话，中国超常的GDP增速所带来的好处，大头都被政府拿走了。是什么样的体制导致政府与民争利？

　　居民储蓄率下降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居民收入相对停滞：居民劳动报酬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由1992年的37％下降到2003年的33％；同期，居民的财产收入自1996年以来在绝对额上出现了停滞。

　　而政府储蓄率上升，最主要是税收收入不成比例地猛增。其次，政府部门公共支出较低，收支相抵后还有不少剩余，这又为政府投资提供了资金来源。政府越来越深地直接卷入投资和生产过程，因此收入提高很快。

　　另一方面，财政收入超收部分的支出迄今为止没有受到监督和约束，基本上政府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因此政府会越来越追求超收，比如年初做预算时刻意把目标降低等，好让自己的手头更宽裕，花钱比较不受制约。简单来说，就是国民收入的分配体系越来越向政府部门，而不是老百姓倾斜。

　　政府和企业的“自有资金”增多，意味着政府和企业投资受金融政策的影响就越小。目前，有超过50％的投资资金来自于“自筹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明年起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通过收紧信贷来控制投资，恐怕也很难有明显效果。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不仅是对公平诉求的回应，而且还事关整个中国经济增长的健康和可持续，这个想法正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认同。有学者还建议，公平收入分配应该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

　　调整正在进行。十七大报告就为提高百姓收入指明了未来政策着力的方向：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以及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等。

　　这是增加百姓的“收”，另一方面也强调要增加政府的“支”，即在社会保障及公共服务上的支出。

　　不过，这显然还不够。财政收入中超过95％来自税收，正是税收的高增长成就了财政收入的高增长，因此“减税”也应该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通常在经济有了较好发展后，政府都会考虑以减税的方式藏富于民，让百姓更多分享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可是当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我们好像已经习惯了无关痛痒的减税，甚至加税。而真正以“减税”为政策目标的税制改革，包括增值税的转型(缩小税基)，迟迟没有全面启动。　　
　　
　　工薪阶层手头为什么越来越紧　　
　　
　　口本报记者　黄小伟　发自北京　　
　　
　　收入分配的不均衡造成财富向更富有的阶层流动，加上医疗、教育、居住的过度支出，最终导致处于社会中间层的工薪族生存压力越来越大　　
　　
　　我的一个朋友，在一家国有控股的制造业企业任部门经理，不久前向我抱怨说，现在他越来越怕失去工作。原因是他发现自己有付不清的账单，支出越来越多，而收入却未见增加。

　　中国经济连续二十几年高速发展，2007年也不例外，GDP增速铁定超过11％，政府财政收入也有望超过5万亿元，而企业利润在最近十年中年均增长则达到惊人的38.7％(2007年的利润增幅为估算)。

　　但是个人收入这块却并不乐观。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说，最近8年来，中国职工平均工资的涨幅都在两位数以上，平均涨幅为12.9％，高于GDP的增长速度，但是在中国青年报社的另一项调查中却有85.4％的人自称工资涨幅不到12％，甚至有7.1％的人称4年来工资“不涨反跌”。这项调查有来自29个省区的1604人参与。

　　为何中国社会的工薪阶层——它是中国中产阶层的主体——不能从快速的经济增长中享受到更多的好处？

　　首要的原因是中国不均衡的收入分配体制。

　　从工资收入流向看，更多的财富流向了个别的收入群体。比如，目前，中国的电力、电信、石油、金融、烟草等垄断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却占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显然，这些行业是工资增长的“蓄水池”，吸收了大部分“增长”。

　　即便在同一行业中，财富也更多流向了管理层。目前有些行业管理层和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达15倍，高的甚至达到了30多倍。因此即便是在垄断行业，普通职工也没有从这些“增长”中分得多少份额。

　　再从整个社会财富的分配来看，政府、企业和个人三者中，分配到个人的财富又明显不及前两者。目前，政府财政大约拿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35％，企业资本拿走了大约45％，个人拿走了剩下的大约20％。这是一个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

　　另一方面，大多数工薪阶层的支出又比以前多了很多，尤其在2007年物价上涨过猛的背景下。

　　由于政府在公共基础服务——如教育、医疗等方面——投入的资金不足，居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开销很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调查显示，城乡家庭人均年消费总支出中，医疗支出占11.8％，教育支出占10.6％(排除无教育支出户后占18.2％)，远高于交通通讯支出(7.4％)和衣着支出(6.3％)，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城乡居民家庭医疗、教育支出负担上升过快的问题。

　　为了调节贫富差距，中国进行了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但是这个制度设计却让中国的工薪阶层成为最大的贡献者。2007年上半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猛增28.5％，达到了1678亿元，成为全国税收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之一。这些税收主要来自中产家庭。个中原因，在于现有的起征点为1600元的个税制度“是严密覆盖工薪阶层的”。由于收入代扣代缴，无论税法规定要纳多少税，工薪阶层基本上很难跑得掉。而另一面，由于手中握有无数企业，富豪们能将个人支出都计入企业成本，而不给自己开工资——由于没有工资作为税基，税也就无从征起。

　　中产阶层或者说工薪阶层的日子难过并非中国独有。最近调查发现，在美国的个人破产案中，中产阶级竟高达92％。欧洲的中产经济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在英国出现了“IPOD代”，即没有安全感(insecure)、压力大(pressured)、过重的税负(overtaxed)和高筑的债务(debt－ridden)。日本的情况也与此类似。日本经济学家大前研一提出了“M型社会”概念——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富者的财富快速攀升而中产阶级因失去竞争力，却沦落到中下阶层。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在中间这块，忽然有了很大的缺口：跟“M”的字形一样，整个世界分成了三块，左边的穷人变多，右边的富人也变多，但是中间这块，就忽然陷下去，然后不见了。

　　学者们普遍认为，中产阶层(在中国其主体是工薪阶层)是社会稳定的力量。而保护工薪阶层的利益，需要政府加大对垄断工资的规范力度，清理基于机会不均等下的潜规则收入，有效控制物价涨幅，对严重影响工资涨幅的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政府应该加大公共投入，让这个阶层乃至整个社会有基本保障。　　
　　
　　看病难看病贵为什么还在被抱怨　　
　　
　　□本报记者　赵小剑　发自北京　　
　　
　　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至今仍无法解决。而很少有人意识到，看病难的关键在于解放医生。看病贵则是因为国家财政投入过少，老百姓看病基本得靠自己的腰包　　
　　
　　先说“看病难”，这是一个不能一概而论的判断。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你去一、二级医院看病，等候时间超不过10分钟。很多时候进门就看。这些医院的院长常常为门可罗雀而忧心忡忡。相反，你如果去北京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等著名三甲医院去看病，下午时光就可以看到为第二天看病排队的病人、家属或号贩子，他们要在这里风餐露宿整整一夜。顶级专家的预约号黑市上卖到上千块钱。

　　这说明什么？它说明医疗资源基本都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老百姓得了病在当地得不到有效治疗或者不相信当地医疗机构，直奔大城市大医院，从而让这些医院陷入门诊的海洋中，它更说明，优秀医生在人才市场是严重供不应求的。

　　按照最基本的市场规律和价值规律，一件产品和服务严重供不应求时理应出现的情况是价格升高，使价格不变或回落的方法是增加供给。

　　但是呢，在中国，医疗服务的价格是政府定死了的，不能动。所以“红包”或称“点名费”接踵而来。在我看来，“红包”是什么呢？“红包”是对于优秀医生人力技术资本未在医疗服务收费清单中体现出来的隐性价格。

　　可是，对待好医生的医疗技术这一稀缺产品时，政府采取的手法是什么呢？一是在全国范围的医疗系统内展开了一场整风严厉、旷日持久、时至今日仍未结束的“反商业贿赂”运动。有些地方竟然演出不管医生是否收了“红包”，每月必须让医生交出数百元“贿赂款”，否则开除医生的闹剧。二是加大医风医德教育。

　　这种做法的效果是通过行政力量强行压制、抹杀或者消灭医生的真实劳务价格，从中传递出的政策希望是，医生不是被称作“白衣天使”吗？最好是永远不吃不喝的圣人或者是不管自己死活、只为病人服务的“活雷锋”。

　　在运动的威慑下，好医生既不愿意铤而走险，也不愿意以大大低于自己劳动的真实价格为病人看病，干脆休息了！

　　接下来的情况是什么？就是好医生开始退出医疗服务供给的平台，转行从事其他行业；从医学院校毕业的大学生从一开始就不愿意走上成为好医生的艰苦道路，不做临床医生，或者早早出国。这些现象并不是我杜撰或假想出来的，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

　　由于高质量的医生在减少，医疗服务供不应求的状况只会加剧。只有两种人乐了——一是号贩子，二是伪医生。

　　“看病难的关键是解放医生。”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助理兼协和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黄建始几天前对我这样说。

　　事实的确如此。中国30年的改革历程其实就是通过回归价值规律实现对人的解放，人的解放包括人的技术价值和尊严在社会体系中得以承认和实现。只有这样，好医生的产出才会越来越多，我们才有可能解开看病难的死结。

　　再说“看病贵”，这个原因也已经被反复提及——国家财政投入不足，几万亿的财政预算中，只有1000多亿用于医疗支出。结果导致，中国城乡居民应就诊而未就诊的比例由1993年的36.4％上升到2003年的48.9％；患者应住院而没有住院的比例高达29.6％。更有近五成的住院患者主动提出提前出院；农民应住院而没有住院的比例更是高达七成多。

　　好在，医疗保险体系扩大覆盖面的改革试点已经先行一步。今年7月24日，国务院公布了《国务院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根据文件要求，我国将在2010年全面推开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

　　然而，问题是扩大医保覆盖面是否能使钱花得更有效率？关键是看社保部门能否起到“守门人”的作用，对于医生给病人的检查和处方进行核查和把关。这些还未能在医改方案中得到肯定的答复。　　
　　
　　找工作为什么越来越难　　
　　
　　□本报记者　吴晨光　发自北京　　
　　
　　2008年，又将有大约560万普通高校毕业生杀入就业市场——相当于近一百个集团军的兵力，这个数字与2007年的相比，则多了12个集团军。找工作难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供给大于需求的“过剩性失业”　　
　　
　　打开邮箱，又是一份求职简历。可以说，此人实力不俗——男，风华正茂，法学本科＋新闻硕士，有实习经验和作品。可他的要求很低——希望我帮他介绍到一张名不见经传的三流报纸供职。说实话，即使在10年前，我揣着钢铁冶金专业的毕业证试图进入新闻圈时，这张报纸也没放在眼里。

　　这并不是说他多不自信。10年光景，今非昔比。尽管1997年的劳动力供求比也在100∶70左右，但那时候，本科毕业生还是香饽饽，现在基本算是大白菜。2008年，又将有大约560万普通高校毕业生杀入就业市场——相当于近一百个集团军的兵力，这个数字与2007年的相比，则多了12个集团军。

　　有人大骂始于1997年的大学扩招，教育部马上出来反驳。其中一个主要理由是，中国大学生的比例远远低于“美国等其他国家”。但他们没有看到另一个事实(或许是不愿说？)，美国的高等教育发展了多少年，而中国又发展了多少年？美国大学生的增加，好比把盐撒到水里，让它一点点融化；中国高校的扩招，好比把海绵扔进水里，能吸多少吸多少，所以，才培养出不少水货高校和水货大学生——大学城拼命圈地，新闻、法律、经济等热门专业盲目上马，拉出老师就来教课。远的不说，就连我的母校——某著名钢铁学院，也竟然开设了新闻专业！

　　这些可怜的学生经过四年挣扎，慌慌张张加入了求职大军。哪里来那么多“对口”的岗位呢？全国媒体就那么多，一个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就有约5万人应聘。钢院新闻系毕业？对不起，靠边站。但这些小朋友又没有经过技术培训，无法完成高级蓝领的工作——其实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是严重缺乏高级技工的，所以出现了大学生过剩而“技工荒”的局面——这被劳动部的官员和专家们称为“结构性失业”。

　　有人把大学生就业难归结于他们的观念问题——“宁要东部一张床，不要西部一套房”之类，纯属扯淡！南方周末调查表明，在西部一些高校招聘中，出现了“传菜员”、“面点工”之类的职位，而大学生们依然趋之若鹜。这充分说明，难题早已不是仅仅集中在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

　　于是，大学生占据了高中生、初中生的位置。那么高中生呢？回头一看——晕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说，今后几年，中国城镇每年需要就业的人口都将超过2400万人，而新增的就业岗位加上自然减员也只有1100万个，供大于求的缺口在1300万。如果这些人排成长队，间距1米，可以从北京排到纽约。尽管有一些人跑到街上当“走鬼”或者卖盗版碟，但这种隐性就业并不妨害“大局”。这就是国情，找工作难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供给大于需求的“过剩性失业”。

　　当然，也要辩证地看待就业难问题，因为已经出现了民工荒。这种风潮从珠三角刮起，蔓延至长三角，而后登陆江西、湖南，并有席卷内地之趋势。学者调查得出一个结论，仍是“结构性失业”在作怪——农业税全面取消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导致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留在家乡或挤入第三产业而拉大了制造业的劳动力缺口。另外，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实行，1980年代前超生制造出的“人口红利”——通俗解释就是劳动力过剩带来的经济飞速增长——即将结束。但即使按照观点提供者、中科院教授蔡舫的说法，至少也还要等7年，农村劳动力才能出现负增长。

　　但民工问题对那些迫切求职的城里人来说，只是一个小插曲。他们再降低门槛，也不可能混迹于建筑工地，去填补“年薪制”的民工的位置。

　　阻碍就业的还包括那些政府部门。据2004年经济普查数据，工商、城管等各类政府部门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身上收取的各种费用和罚款，大约在3000亿元左右。如果按照两万元容纳一个劳动力就业来计算，至少有1500万个工作岗位“消失”了。

　　(实习生周华蕾、杨大正对本文有贡献)　　
　　
　　油荒为什么年年闹　　
　　
　　□本报记者　曹海东　发自北京　　
　　
　　没有一整套机制的设计，油荒依旧会卷土重来　　
　　
　　这很像一个竞猜题目：每桶50美元、70美元、90美元，还是100美元？

　　从2005年以来，很多能源研究机构就在不断竞猜这个数据，然而事实每每让他们不得不频繁修正自己的数据。

　　这就是油价。三年前，“油荒”事件经媒体大肆报道之后，这个词成了中国能源领域除电荒之外的另一个热门词汇。

　　这场油荒大戏的主角有国际炒家、中石油、中石化、民营加油站、地方政府、媒体、国家发改委等等。而演出的次序，一般是民营加油站出现无油可卖，高挂“无油”免战牌，媒体将矛头对准中石油、中石化——认为其垄断油源，于是地方政府从中斡旋，但成效甚微，随之油荒扩大且有席卷全国之势，最后国家高层部门强势介入。“油荒”，不仅仅是国际油价高涨所导致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石油从价格机制、油源开放以及期货交易等设计上，明显不是一整套机制。这种断断续续的机制设计彼此困扰，以至于在推出一项改革的同时不得不顾及其他方面。

　　要解决油荒的难题，首先涉及的就是石油价格机制改革。

　　目前，中国成品油的价格变化是由国家发改委掌控，其依据是当纽约、新加坡和鹿特丹三地成品油加权平均价格变动幅度超过8％之时，发改委重新确定国内成品油的零售基准价。

　　这种貌似和国际接轨的定价机制，在国际油价大涨的过程中，始终不敢真正运行——若按此机制施行，国内油价几乎要超过公众的心理承受线。而这也是政府官员左顾右盼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官员们也意识到问题存在，他们似乎在寻找一个机会——在一个油价比较平稳的时候，与国际油价进行有效接轨。

　　但是，这个机会屡屡被错过，且只有在最坏的时刻——油荒出现，才会再次引起各方注意。今年“两会”期间，国家发改委的高层放出话来，他们已经在调整新的定价机制，但是，这句话的后半截——什么时间推出，始终没了下文。

　　进入夏季，油荒再次席卷而来。人们此时不得不反复问这样一个问题，油源垄断能否放开？

　　油源垄断问题从1998年石油市场重组以后，就一直伴随着中国石油业界。似乎只要不提反垄断，就没法走到石油市场正常发展的道路上来。

　　从站在中国石油第一线的加油站来说，这种抱怨是有理由的，他们的同盟从石油市场整顿前占市场的80％－90％，降到现在要依靠两大集团过日子的局面。

　　而也正是他们，最先感觉到油荒问题。其原因在这些企业看来，国家已经在法律上逐步赋予了两大集团的油源垄断权力，民营企业无法获得正常油源供应。所以，在每次遇到油荒的时候，国家发改委都会迫不及待地通过政府手段要求两大集团敞开供油、平抑油价，甚至要求提供原油给炼油厂，不许出口成品油。这种措施，在今年国际油价快要逼近100美元／桶的时候，异常明显。

　　但是，上游价格上涨，而下游价格被政府控制不变，困扰中国石油市场的“批零倒挂”始终无法消失。反过来看，也正是由于两大巨头垄断局面难以撼动，所以各种强有力的市场竞争者难以培养，油价改革也难以推进。

　　事实上，出现油荒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用油企业无法真正参与到期货交易中来。

　　要避免油荒，不仅仅是价格与国际接轨，更需要的是在交易规则上接轨。这种交易规则就是推动能源、金融的有效结合，建立期货交易机制。

　　事实证明，以2006年为例，国航之所以能够承受当年高油价的负担，一个重要因素是他们早在2003年就通过长线的期货交易予以锁定。

　　让用油的企业、单位参与到机制设计——期货交易中来，显然是增加国家石油软储备的一种方式，这也可以减少现货市场的用量的需求，而这正是国际市场攻击中国需求因素抬高油价的关键一点。

　　这些软储备再加上国家正在陆续兴建的国家石油储备库——硬储备，石油安全的确可以得到一定保障。　　
　　
　　房价为什么节节高　　
　　
　　□本报记者　李红兵　发自北京　　
　　
　　货币泛滥、住房保障的历史负债、不合理的供地制度，这三个原因造就了高房价　　
　　
　　周末去小区对面的拉面馆吃面，等面条端上桌，感觉变样儿了：碗口又变大了，面条变多了，最主要的，是牛肉片又恢复了原先的厚度。上餐时随意对伙计开了句玩笑：“你们老板终于良心发现了。”伙计的回答也挺实在：“这不是肉又好买了些吗？总不能像你们住的房子，老那么难买。”

　　确实，相比吃肉，房子总是令人绝望。最近刚刚由社科院发布的2008年《经济蓝皮书》，还是在强调那一套让耳朵已经听起了老茧的理论：土地供应越来越紧，经济仍在快速增长，城市化继续加速，需求仍然有增无减……

　　经过几年房价飙升的体验，这些道理已经成了妇孺皆知的“真理”。但老百姓还是不明白，房价为什么仍然越来越高？

　　其实，第一个原因仍然不得不归结为“钱多”。由于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外部的热钱持续涌进中国，中央政府不得不增加货币供应。既然钱多物少，资产变得越来越昂贵，不仅是房子，股票、黄金、大宗原材料都在涨价。

　　而第二个原因是，政府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需要为城市低收入居民提供基本住房保障，但中国政府实际上自住房货币化改革以来，一直实行的是不成功的经济适用房政策，没有真正承担起这个责任，因此，千军万马一时都不得不涌向了商品房。好在，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今年8月发布的国务院24号文中就已正式提出：把住房保障列为政府公共职责，并纳入政绩考核。

　　第三个也是最关键的一个原因是供地制度的不合理。曾经有一度“地荒论”甚嚣尘上。但实际上，中国并非真正缺少土地，而是因为土地的“水龙头”一直掌握在政府手里，才制造出“地荒”的假象。

　　每到岁末年初，中国各城市都会推出所谓的来年土地供应计划。然而，这个计划是依据多长时间、多大数量、什么结构的市场需求来制定的？人们对此一无所知，完全由政府单边的行政计划决定。而其根源，则在于中国各城市的土地完全由各城市地方政府所垄断，无法构建一个真正竞争化的土地市场，因而也无法形成开发商在土地开发环节展开竞争的前提，最终无法实现住房市场和土地市场同时与市场接轨。

　　其结果是，即使是在市场化的“招拍挂”制度下，由于只有政府一家供应者，而土地是连片开发的，等于设置了门槛，参与“招拍挂”的只是有限的几家实力雄厚的开发商，形成不了充分竞争。他们拿到地后，一般不会将所有土地同时投入开发，“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因此，在土地供给制度不能市场化的前提下，增加土地供应量只会增加这些大开发商的土地储备，而不一定会在同一时期内增加住房的有效供应量。如此一来，增加土地供应量也不一定能降低房价。

　　今年以来，小产权房的出现曾经给人们带来了一丝希望。可以想象，如果小产权得到法律确认，那既可以使农民拥有本该属于自己的土地收益权，又可以对城市房价带来一定的影响。

　　但很快，小产权房被宣布禁止购买，这使土地供应主体多元化的可能重新变得渺茫起来。　　
　　
　　创业者为什么越来越多　　
　　
　　□本报记者　葛清　发自北京　　
　　
　　早在1990年代的时候，人们要鼓足勇气、经历复杂的思想斗争后，才敢冒险“下海”。但现在，很多人提到创业的时候，就像去散步一样随便。这样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　

　　　

　　你相信吗，在中国，六七个劳动力中就有一个是老板。

　　今年7月，北京市科技委和清华大学发布的“全球创业观察中国报告”说，2006年中国创业指数(百名18到60岁的劳动力中参与创业的人数)是16.2％，全球排第六，跟世界公认的最具创新精神的美国不相上下。

　　即便如此，广东、陕西等十多个省仍不满足，今年还提出了“全民创业”的口号。

　　其实抛开这些统计数字，就在我身边，每天都能听到朋友们在谈论创业的想法。早在1990年代的时候，人们要鼓足勇气、经历复杂的思想斗争后，才敢冒险“下海”。但现在，很多人提到创业的时候，就像去散步一样随便。这样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

　　前两天，我到北京的一位教授家里做客，他已经退休，两个孩子也各自开了公司。我很想知道他会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就跟他讨论起来：

　　“教授，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到全民创业的浪潮中去？”

　　“就业压力越来越大，找不到工作就创业呗。所以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以创业带动就业，也是为了缓解政府压力。”“您是说失业的人太多，不得已被逼创业？”

　　“是啊，国企改制制造了大批下岗工人，高校扩招制造了大批无法就业的大学生，他们很多人就不得不创业，大部分是挤入了服务业。这也是产业发展趋势，一、二产业发展成熟了，第三产业就会兴起。”“照您这么说，全民创业其实并不是那么令人鼓舞的事？”

　　“不，你得看到创业机会越来越多了，而且创业环境也有了变化。中国在1980年代出现过农民创业热，1990年代出现过官员下海热，现在是信息网络时代的创业热。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创业方式，为年轻人带来了更多机会，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您刚才说到创业环境也起了变化？”

　　“嗯，你看看现在媒体天天在报道那些富豪的光辉事迹，这对人刺激太大了，凭什么他们那么有钱，还能穿着西服上电视，我为什么不能？同时这也意味着，如果我创造了财富，不会像过去一样被清算，而是在法律上、社会认识层面上有了保障。另外，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虽然仍然存在，但已经很难得到公众的认可。民智开了，对政府就会有约束，这也为创业者创造了好的创业环境。”

　　“您说得有道理，但我还是不敢去创业。最近我有一些朋友去做了自由职业者，也有很多朋友去创业，我一直觉得他们太冲动，您说，他们难道就不怕创业失败了找不到工作？”

　　“呵呵，看来你的脑筋比我还僵化。你的朋友肯定经过理性的思考才作出决定的。这跟我们国家单位体制的变化有关，改革开放前，人人从生到死都离不开单位，体制内单位垄断了整个社会资源的分配。但现在呢，连事业单位都要进行全员聘用了，户籍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也在不断变革，大家可以有很多选择。我相信你的朋友们都有自己特殊的人力资本，不用担心他们到时候找不到工作。”“但创业也是需要资本的啊。中国的贫富差距在加大，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到更富有的人手里去了，很多底层阶级的人想创业，但可能手里并没多少钱啊。”

　　“天使投资就是靠富人来做的，富人如果想使自己的财富继续增加，就必然会投资，也有可能支持创业者。大多数的创业者目前面临最主要的问题不是起始资金，而是创业技能不够，或者商业模式没有设计好。” 

南方周末　  　2007-12-20 09:53:33 
 

　　□令狐补充
　　
　　一年前，贪念顿起的许霆，会觉得自己是财神爷特别眷顾的幸运儿吧。取1000元现金才从账户上扣去1元，这ATM机慷慨大方得如此不靠谱，狂喜之余，却之不恭啊！但许霆并没有对满肚子钞票的柜员机一往情深，长相厮守。他很清楚自己弄到手的17.5万元是非法所得，于是心存侥幸，迅速携款潜逃。殊不知，横财到手之际，正是幸运儿变成逃犯之时。

　　一年后，警方将许霆缉拿归案。大家都明白这牢许霆是坐定了，但可能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他会是一个被判无期徒刑的倒霉蛋。否则判决下来，不会天下哗然，多数人都感到意外和震惊。这没准就是年度最具震撼力的判决了。遗憾的是，巨大的震撼力带给我们的不是对法律的肃然起敬，而是蜂起的争论和质疑。

　　我虽然不是法律专业人士，也觉得其中大有问题。好在法律不外乎人情，人情无非是常识。比如，不少利用公职贪污金额十倍百倍于许霆的经济罪犯，直接肆无忌惮强取豪夺民脂民膏，而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案发后也没判无期徒刑。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介平民许霆，经不起贪欲和ATM机漏洞的“引诱”，一念之差犯下的罪行，似乎就不该享受无期徒刑的待遇。

　　有法律专家说，在这个让人瞠目结舌的判决中，法官也没什么好指责的，罪名和量刑都有法可依，法官无非是在判决中行使了法律赋予他的自由裁量权而已。这说法确有道理。法官既无大错，那么错在何处？就只能错在法律本身了。

　　我深信法律的神圣，没有法律，难以想象公正何以实现。同时我也晓得法律乃人造，难免粗陋不全，甚至有时候从神圣变味为神经。在许霆案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才重演了“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现代版。同罪可以不同刑，甚至可以轻罪重刑，重罪轻刑，法律如此神经，岂能逃脱问责！

　　本案中，法律还有机会借助许霆上诉重获尊严，从神经回归神圣。但长久之计无疑还是在立法环节更加严密和与时俱进，给公平执法以充分的依据，法律才能永葆神圣庄严 

南方周末　  　2007-12-20 09:53:16 
 

　　□本报记者　赵蕾　　
　　
　　编者按：这个年末我们回首中国司法，最闪亮的开端当属1月1日死刑核准权上收最高人民法院。从数年呼吁到最终收回，这一被视为众望所归的改革经历了太多变迁。到今天新制运行已近一年。这个时候，我们回顾与探访，是想知道，这一年，死刑复核的起步运转，到底给中国社会和平常人心带来了哪些变化？掌握生杀大权的法官会想些什么？复核后重获生命的死刑犯想些什么？没有看到“杀人偿命”结局的被害人家属想些什么？失去对死刑控制权的基层法院和地方政府又会怎么想？

　　任何改革，第一年总是震动最大，伴随着新旧系统的各种冲突与摩擦。这一点在我们的调查中亦有所现。但我们认为，只要代表进步方向，一切改革带来的杂音和困扰都将是暂时。正如一位法院院长所言，死刑复核这一年，是磨合的一年。我们理解，这种磨合，包含了新旧法律制度的磨合，新老法治思维的磨合，中央和地方的磨合，政府和法院的磨合，还有，普罗大众与崭新世界的磨合。

　　我们希望通过对死刑复核的周年记录，能为公众提供更多视角去看待这一与生命最息息相关的刑罚制度，进而对死刑制度的改革抱有更多的理解。　　
　　
　　死刑减少

　　“能不杀就不杀”的氛围弥漫在整个中国法院系统。

　　高级法院院长会议、刑事审判人员轮训、各种刑事专业会议接连不断，都冲着一声指令——把死刑数字压下去。

　　得益于死刑复核权的收回，这一年，中国的死刑数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格控制。

　　在今年11月的全国法院司法改革会上，最高法院院长肖扬说，今年死缓判决首次超过死刑判决。

　　据西北某重点城市中级法院主管刑事的副院长介绍，到目前为止，其所在法院今年执行死刑数大约10起，而往年的平均数量是60起。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司法系统的强力传达，实务界在刑事和解方面的探索，以及实践中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谨慎，这些因素都不同程度影响了死刑数量的减少。

　　种种信息表明，2007年可能创下十年来中国死刑数量最低点纪录。

　　在今年下半年的一个场合，最高法院主管刑事审判的副院长对有关学者说，通过死刑复核发现，下级法院的庭审粗糙潦草、走过场，侦查机关取证的不扎实，令人担忧。

　　在“可杀可不杀”上，实践中法官掌握着极大的裁量权：“手段残忍”、“影响恶劣”、“民愤极大”、“情节特别严重”、“非杀不可”——随便一个概括性评价就能使人头落地。

　　某中级法院的刑庭法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现在稍微判重就难过省高院这关。被发回重审或改判意味着办了错案，这种潜在的风险让很多法官就轻不就重。

　　武汉大学刑法学教授马克昌说，地方法院“起码不敢像过去那样，一个案子判那么多人死刑”。
　　
　　法官劳碌

　　忙忙忙。这一年，是20年来中国最高刑事审判庭最忙碌的一年。

　　最高法院老刑庭的法官们经历了职业生涯中最剧烈的变化。一位法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以前人手少，八小时内也能应付自如，根本不用加班。现在，法官和法官助理的数量虽翻了几倍，当死刑案件从三十多个高级法院潮涌而来时，有的法官还是扛不住。

　　年休假取消，每天加班一小时、晚饭在院食堂吃，周六不放假、周日加班是常事。因为案子太多，连其他庭刑事组的法官也被抽调过来。2008年最高法院还将招131名审判人员，其中刑庭占到120人。

　　从下级法院选调上来的法官需要适应最高法院的工作方式，需要安置家庭。据悉，最高法院只给法官家属解决北京户口，帮孩子找学校，但不负责给家属找工作。安家落户牵扯了上调法官的部分精力。

　　刚刚毕业的研究生压力更大。一位有十多年死刑复核经验的法官说，比起其他工作，死刑复核更需要一颗成熟、安静的心。在西方观念中，决定人之生死只有上帝能办到。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除了工作方式方法的适应外，还需要进行心理上的调试。

　　重掌复核权后，最高法院规定了更加严格的办案规程。原来只由承办人阅卷，现在合议庭所有成员都要阅卷，每个人都得对案件提出看法和意见。“等于每个人都是案件的承办人。”一位法官说。

　　据一位法官的经验，复核一起死刑案件，95％的精力用于对事实、证据的核实，工作非常琐碎。单被告人口供一项，就足让法官头疼。“今天说是，明天说不是，来回翻供的太多了，得一点点查，找出破绽。”

　　同样忙碌的还有各地看守所。死刑复核权收回后，办理死刑案件所需期限较过去大为延长，增加了看守所的监管压力。西南某省一位看守所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往年死刑核准下来得快，该执行的执行，交给监狱的交给监狱，该放的放，现在只能候着，监管压力特别大。
　　
　　政府微词

　　“我希望死刑数量的控制能缓和一些，慢慢降下来。”马克昌更看重复核权的平稳过渡。有学者担心，死刑数量下降过快，易引起有关方面反弹，最后重走下放老路。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上半年死刑判决相当数量的减少，已经有地方政府发出不同声音：“是维护社会治安要紧，还是控制死刑要紧？”

　　在死刑复核权多年的下放过程中，伴随多年的严打政策，死刑被地方党委、政府视为维护社会公共安全的重要治理手段，甚至演化成统治权的一部分。据司法界人士透露，有些地方的公安机关制订立功标准时，把破获判处死刑案件作为重大立功，死刑数量的限制无疑对他们的建功立绩造成冲击。尽管一年前死刑复核权的复位是以中央红头文件下达，彻底扭转地方当局对死刑的态度仍须时日。

　　上述西北某市中级法院副院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从这一年的实际情况看，死刑数量的减少并未给社会治安造成负面影响。

　　有学者指出，上一次全国范围内死刑数量的下降是在1997年新刑法生效后，原因是新法削减了部分死刑罪名。在新法实施后的几年中，中国的犯罪形势并没有因死刑的减少发生异常恶化，民众的心理和情绪亦无不适应。有学者认为，新刑法的实施无异于做了一次限制死刑的民意测验。
　　
　　被害人“要命”

　　可杀可不杀之间，如果法官选择不杀，将面临被害人家属上访的压力。

　　对于命案，“以命还命”观念依然根深蒂固。某中级法院的法官说，有的被害人家属不但要被告人死，甚至向法院提出，不能用注射的方式，他们要到刑场上去，亲眼看被告人被毙掉，方解心头之恨。

　　一位刑辩律师说，所办案件中，确有被害人家属坚持“给再多钱也不要，就要他的命”。不少法律界人士认为，民意是对控制和减少死刑的最大压力。一方面，随着佘祥林、杜培武案的曝光，民众对疑罪从无、少杀慎杀等观念有了基本认识；另一方面，对邱兴华、郑筱萸，还是一片杀声。

　　马克昌说，随着中国法院限制死刑的努力，是对国人进行现代法治文明教育的良机。

　　西北某市前政法委书记说，死刑复核收回这一年中，确有这方面压力，但在他看来，错判错杀对政府的杀伤力比上访的影响要大得多。
　　
　　律师空等

　　时近年末，西安的许律师一直在等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结果。

　　“做梦都在想这事。”这是死刑复核权收回最高法院后，许律师代理的首起死刑案件。不单他一人着急，被告人家属、当地媒体不时打来电话，询问结果出来没有。今年西安的死刑案件，多以核准告终，他们希望这个案子能有相反的结果。

　　今年7月，许律师辗转得知案子由最高法院刑五庭复核，马上把辩护意见快递过去。“对方说收到了，可我心里没底。”

　　为此，他专程跑到最高法院，想面见复核该案的法官，为当事人作最后的辩护，门卫让他说出承办法官的名字，否则没法联系。

　　许律师不知道承办法官是谁，门卫让他去最高法院永定门的信访接待室试试。许律师去了，夹在上访的人群里，他感觉“那不该是律师该走的程序”。

　　北京之行无功而返。许律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因为死刑复核五个庭的地域管辖和分工没有公开，有律师连辩护意见寄给哪个庭都不知道。现在省高院何时将案卷送交最高院、最高院何时进行复核，律师无法从正式渠道获知。死刑复核阶段，大多数辩护律师只能在千里之外等待。

　　对死刑复核法官会见律师，目前法律没有强制性规定。据悉，如果律师在书面辩护意见或者打电话对事实提出重大异议，最高法院还是会考虑会见。
　　
　　最大刑事法庭，最大乌托邦？

　　五百多名法官组成的5个刑庭，将使中国最高法院拥有全球最大的刑事审判庭。而他们核心的工作就是复核中国全部的死刑案件。

　　这些法官承载着终极的司法权威。死刑复核收回后，在这个世界上死刑数量最多的国家里，所有可能错杀的压力都落在了他们身上。

　　实际上，被执行于死刑复核前夕的邱兴华、不到15个工作日就“斩立决”的郑筱萸和段义和，这些社会广泛关注的死刑案件非同寻常的司法高效，已经让死刑复核的法官们承担了部分外界的微词。

　　刑事审判庭和其他庭室人员数量上的悬殊，也让有的学者担心最高法院日后会变成最高刑事法院；反对者则认为，人命关天，投入再多人力物力也不为过。

　　一些观察者对仅靠法院一家、仅靠死刑复核收回，就把所有死刑案办成铁案表示悲观。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甚至认为，放眼世界，指望最高法院发现冤假错案是个乌托邦式的梦想。

　　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将启用新的刑事审判大楼。这座总投资10亿的大楼位于繁华的北京崇文门东花市大街。目前该楼正在进行最后的施工清理，预计下月投入使用。

　　这座新大楼未来到底挂不挂门牌，最高法院目前还没有最后确定。一位工作人员说，可以确定的是，将来这里会有不少上访者。　　　
 

今年，本人有幸到传销天堂——广西一游，亲身经历了一次传销的洗礼。 一开始，我的一位亲戚来电话说他在广西做边贸生意，很赚钱。并邀我去广西旅游。我数次推托怎奈盛情难却。终于在今年9月初我起程前往广西。但是听说广西传销闹得利害，怕回不来，临行前我托了一位朋友，如果我到期不能回来，请他帮我报案。 到广西见到亲戚后，他热情得简直让我受不了。邀请了十几个朋友，轮番向我描述美好钱景：谁谁谁干了多久，有了多少钱、谁谁谁干到某某经理，有了多少位数、谁谁谁放弃了几千元的月收入不干，到广西挣了大钱、谁谁谁又…… 向我描述：投入3800元一份，就取得了展业权，就可以招募下属。每人最多20份，投XX份有XX回扣等等。然后等我的下属发展到3人，那么我就可以在下属投入的份额中获得分成。而当我的下属加下属的下属加下属的下属的下属再加……，人数达到30，每人投入20份就共取得了600份的业绩。那么恭喜我，我就达到了事业的顶点，光荣地成为出局者。可以带着380万出局，享受美好人生，快乐地做个有钱人了。（简直把我当白痴，怎么算600份也只有228万，）不过我并没指出数字上的错误，因为我明白了，这是传销。所以我以传销违法为由拒绝。但他们得意地说：“我们承认这是传销，广西全省都在搞传销，这事全广西都知道，政府知道，公安部门知道，中央领导也知道，但是没有人管，甚至有的官员还支持。”是啊，这事我都知道，中央不可能不知道呀！可为什么没管呢？我迷惑了。后来在他们的不断劝说下，我答应投钱，不过得回家取。最后没有发生我最担心的事，他们没有限制我回家。我在离家十天后安全返回。 到家后，我心中充满矛盾。一面是做有钱人的诱惑，一面我内心告诉我传销违法，不能干。 我这个人迟钝，想问题比别人慢，下面的问题时时困扰着我： 政府为什么不管？ 是政府没有资格？ “嘘~敢有这样的念头？会被专政的！” 是政府没有理由？ “传销违法！地球人都知道啊！” 还是政府没有能力？ “玩笑开大了吧！” 都不是！在通过整整两天的失眠之后我终于想通了。 政府不是不管，而是怎么管！ 那么怎么管对政府最有利，对全国人民最有利呢？ 这就看出中央英明，用心良苦了！ 一部分人利欲熏心，一心想依靠传销发财，这些人已经不可救药，如果不给他们提供一张做梦的床，他们就会闹得四邻不安。与其让他们悄悄发展，不如让他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于是全国在其他省份严打，发现传销窝点，坚决摧毁。惟独广西放松，自然把那些传销者们全部打到广西，让他们以为广西是传销的天堂。可以想象，一群外省人聚在广西，还不等于黑土地上长的白蘑菇，一目了然？同时防止了传销向全国扩散，保护了全国其他省份的经济建设，社会稳定。一举数得。 我相信，广西政府决不象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传销活动的保护神。他们对传销的痛恨决不比我们差，但是广西政府有苦衷，他们是在为全国反传销斗争的大局忍辱负重。一是：如果直接捣毁传销窝点，抓捕传销组织者，将会解救出大量的身无分文的最下层传销受害者，大笔的遣返费得由政府买单。而且有些人中毒已深，特别是那些即将获利者的人，会极不甘心，会对政府产生严重的抵触情绪。他们会在异地重聚，重操旧业。政府将反复作无用功。广西是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省分，这会对政府产生很大的财政压力。而且这些传销人员在家长的控制下，不惹是生非，不破坏当地的稳定，不割电缆不偷下水道盖子。如果政府干涉过于厉害，还会引发严重的治安问题。二是：为了完成中央交付的任务，为了大局，不能严打，不能把传销者打的全国都是。 难道广西真的对传销者听之任之了吗？不会的，请相信广西依然是共产党的天下，打击犯罪决不会手软。共产党对待犯罪分子的作风从来都是“不怕你现在跳得欢，秋后对你拉清单。” 现在请大家把目光移向传销组织的最顶端。“铛#铛#铛#铛”一个闪亮的名词映入大家的眼球——出局者！！ 出局者……是一个骗光了所有亲戚、朋友、同事，众叛亲离、身处异乡、死在外面也不会有人知道，不会有人管的孤家寡人。同时又是一个身怀200万以上巨款的大金元宝。诸君岂无意乎？ 难道政府真的腐败到会让一个恶贯满盈的骗子腰缠巨款逍遥法外去享受美好人生？难道政府真的无能到会发现不了你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的传销活动？一群外省人聚在一起什么也不干，只是天天打电话骗人来，不是传销是什么？跟踪家长一级一级往上查，不难找到组织者，整个传销网络全在政府眼睛里面。只要组织者的下线累积到一定规模，就可以加强监控。只要组织者开始提款、转帐、买车票，或者长时间不与下线联系。就可以认定组织者已经转化为出局者。此时秘密抓捕，秘密审问，把钱一收，人一关，或者直接一枪，火葬厂一送，万事OK。既为民除害，又获得巨大利益。投入少，回报大，不会引起社会震动。何乐而不为？ 有人说广西政府保护传销者包括出局者。我不能相信！ （政府凭什么保护你？你向政府交了多少税？你为当地人民作了多大贡献？合法合情地抓一个，获利200万，政府会不抓？你真当政府白痴，金元宝掉地上都不拣? 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传销不能干！加入传销者，就算你运气好，通过巨大努力，付出无数心血，骗来了200万，光荣地成为出局者，你也没有命去享受这笔钱。 如果你不信，那么请你找一个靠传销致富并且在享受幸福生活的人出来，让大家见识见识。） 希望痛恨传销，有志扑灭传销的志同道合的朋友能多转此贴，多宣传一下。希望多些梦想靠传销发家致富的人清醒过来。希望能多挽救一些已经陷入传销、或即将陷入传销的人。

中央纪委日前发出通知，要求党员干部在2008年元旦、春节期间，要严肃财经纪律，严格控制年终各种评比表彰奖励活动，严禁以各种名义突击花钱和滥发实物，严禁用公款大吃大喝、进行高消费娱乐活动，严禁用公款出国(境)旅游。

　　这则新闻一见报，时评立马上来了。有评论指出，每到元旦、春节这样重大的节日，都有如此的通知出台，而且通知的措辞越来越严厉，规定越来越严格。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笔者很理解这些人的心情。因为，这样的通知不仅每年的每个节日都会发，而且，一级抄一级，一级转一级，“通知”满天飞，可实际执行情况如何大家心知肚明。甭说其他的，查一查过去因节日“人情往来”倒台的一批批贪官就知道了。

　　由此看来，这些“例行公事”式的“通知”的效果和作用的确十分有限。既然如此，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帮助官员过好节？笔者认为，落实财产申报制度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否则，每年这样“通知”下去的确不是个办法。很显然，年复一年的“通知”，不仅有贪欲的官员没有把它当一回事，而且，群众也已经产生了“通知疲劳”和“通知反感症”，因此，如果还不来点“真刀真枪”，再这样“通知”复“通知”，不仅腐败分子躲在“通知”后面暗地里发笑，而且恐怕群众也会对我们失望。

　　当然，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近些年来中纪委反腐败的力度是空前的，所取的成效也是民众公认的。省部级高官“动”了不少，查处了一大批窝案串案，许多暗藏的腐败分子接连被法办，于是网民情不自禁地喊道：中纪委好样的！这说明中纪委的反腐行动得到了民众的认可。更何况这次的“通知”比以往有所不同，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内容是，“严禁用公款出国(境)旅游”，这是以往节日“通知”所没有的内容。况且，反腐败又不是举办文艺节目，不可能年年花样翻新。笔者觉得，请网友不要见了“通知”就发嗲，不妨认真学一学、仔细想一想，然后再说。否则，蒙着眼睛跟着他人瞎起哄，也并非理性的态度。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通知”复“通知”，“通知”何其多；反腐靠“通知”，万事成蹉跎。既然预防腐败局已经成立，还是赶紧完善“财产申报制度”，让收“节礼”的贪官早日现形吧。

<<性命呼叫转移>>中记载这只部队曾打败过美国巴顿军团,他遍布中国城市大街小巷,百姓更是望而生畏,望风而逃!他就是中国城管!!!!!